貿易壁壘對農產品出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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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貿易壁壘對農產品出口的影響 貿易壁壘對農產品出口的影響 2015/08/11 《經濟問題探索雜志》2015年第七期 一、文獻綜述 1986—1994年，GATT第8輪多邊貿易談判烏拉圭回合對《TBT協(xié)議》進行了修正，此后TBT相關研究文獻大量出現(xiàn)。在TBT的界定上，WTO的《貿易技術壁壘協(xié)議》并未給出TBT的明確定義，D.Ｒoberts，T.E.Josling和D.Orden(2000)、郭從彭(2001)等將TBT等同于技術性貿易措施。更多的研究則對TBT與

2、技術性貿易措施做出了區(qū)分，高文書［2］(2003)、李勰(2006)等認為兩者不能等同，二者區(qū)分的關鍵在于貿易措施設置的程度。合理的技術性貿易措施著眼于促進貿易發(fā)展，是有積極作用的;而TBT設置的動機則是對本國貿易進行過度保護，是有負面作用的。但要在實際的貿易操作中對兩者做出準確判斷存在較大難度?；赥BT的內涵，更多學者關注其貿易保護作用的研究，Chambers和Weiss(1992)、夏友富［3］(1993)、Barret(1994)、Boom(1995)、馮宗憲(1995)、江小涓(2001)、ＲonaldFisher(2005)等指出了TBT的貿易保護的本質。夏友富(2001)對TBT

3、體系的主要內容做出歸納，包括技術性法規(guī)標準、商品檢驗檢疫標準、綠色壁壘要求、合格評定標準、信息技術規(guī)定等。高文書(2003)、張海東(2004)、王杰［4］(2010)等探尋了TBT形成的原因，其一是市場機制存在信息不完備、外部性問題和公共物品配置失效等固有缺陷;其二是各貿易參與國之間在經濟發(fā)展水平、技術水平和經濟體制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其三是各國不同利益群體出于自身利益動機對貿易政策施加影響。李春頂［5］(2004，2005，2006)、姚志毅(2005)等從短期和長期角度研究了TBT的實施效應。對出口國來說，在短期，TBT的實施主要以負效應為主導，而在中長期，TBT的實施往往以正效應為主導，

4、但前提是出口國能夠對TBT做出積極反應。TBT的實施效應在貿易效應、社會福利效應和產業(yè)效應上表現(xiàn)出兩面性，發(fā)張中國家要重視提高技術水平，力求盡快完善本國的TBT應對體系。李春頂、尹翔碩［6］(2007)分析了TBT保護績效的相關因素及其作用關系，認為TBT保護效果主要取決于市場規(guī)模、產品替代程度、產品供求彈性和市場競爭激烈程度。陶愛萍、李麗霞(2013)研究了技術標準貿易效應的理論機制。 實證估計結果表明，技術標準對于進口和出口均有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技術標準和進出口之間的關系總體上呈現(xiàn)出倒U型的特征。劉冰、陳淑梅［7］(2014)運用GTAP方法對ＲCEP框架下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經濟效應

5、進行了模擬，結果顯示區(qū)域內實現(xiàn)零關稅對成員國的經濟總量、福利水平、貿易規(guī)模都有明顯的正向變動效應，并且這種正向變動效應隨著區(qū)域內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逐步降低而逐漸擴大。在中國農產品出口遭遇TBT方面，諸多學者從不同視角進行了具體的實證研究。孫東升、周錦秀和楊秀平(2005)基于引力模型分析了日本TBT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張相文［8］、王賀光和梁肖(2010)分析了歐盟的TBT體系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的影響。兩個地區(qū)TBT的實施對中國農產品出口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張小蒂［9］、李曉鐘(2004)針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國家和地區(qū)，研究了TBT的兩方面效應，進而對發(fā)揮正面效應和抑制負面效應應具備的

6、條件做出剖析;朱玉春［10］、種勝兵(2007)運用多元回歸方法和logist方法對中國農產品遭遇TBT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原因主要歸結為以下因素:農業(yè)GDP所占比重、農業(yè)人口所占比重、人均國民收入、農業(yè)人均產出和GDP總量;王平、楊巍(2004)通過實證檢驗把對中國農產品實施TBT的影響因素歸納為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平衡狀況、農產品出口額占GDP比重、WTO成員國資格、居民消費水平和農業(yè)產出貢獻。涂濤濤［11］(2011)基于GTAP和CGE模型，考察了發(fā)達國家農產品TBT對我國經濟的影響。結果顯示，發(fā)達國家的農產品技術貿易壁壘會提高我國農產品的出口價格，降低農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和出口量。荊林波、袁

7、平紅(2013)認為應對農產品、食品貿易TBT是我國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qū)戰(zhàn)略層面的重要措施。綜上所述，現(xiàn)有文獻的研究范圍涉及TBT的多個方面，其中包括內涵界定、主要內容、性質、作用機制和經濟效應等基本理論研究，也包括具體產業(yè)、國家或地區(qū)的實證檢驗，其中農產品出口遭遇TBT是重要的研究領域。在現(xiàn)有文獻中，尚未發(fā)現(xiàn)以韓國TBT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的影響為主題的系統(tǒng)研究，對此問題有所涉及的研究零星分散于其他相關文獻中。 二、韓國對中國農產品出口實施TBT情況 中國和韓國地理上相鄰，中國憑借獨特的農業(yè)土地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yōu)勢，成為韓國農產品進口重要的來源國，而韓國也相應成為中國農產品出口的重要市

8、場。由于國民農產品安全意識較強以及經濟安全方面的考慮，韓國對中國農產品進口一貫實施嚴格的技術貿易壁壘。韓國擁有完善的農產品技術貿易壁壘體系，在實際操作中，各種措施頻繁使用，嚴重影響到中國農產品對韓國出口。韓國農產品質量認證的權威組織是農林水產省下屬的國立農產品質量研究院，該院專門負責制定認證標準、實施審查認證、進行事后跟蹤管理，在全國設置9個省級辦事處及84個區(qū)域辦公室。韓國采取有機農產品標志和質量認證制度，對環(huán)保型農產品全面實施義務認證制度和農產品生產履歷制度，規(guī)定商店銷售的農畜產品除了要標明產地、生產者及聯(lián)絡方式外，還必須詳細記載農藥、化肥施用量、栽培以及生長過程等，消費者通過賣場放置的電

9、腦就可以進行現(xiàn)場查詢。在農產品生產的衛(wèi)生、安全方面，韓國引入公布標準耕作方法并對農產品進行品質認證的國際優(yōu)質農產品管理制度(GAP)。韓國農產品進口相關法規(guī)和標準體系健全。韓國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體系涉及農水產物品、糧谷、家畜、種畜、畜產品加工、飼料、肥料、植物防疫、鳥獸及狩獵、水產品、食品、自然環(huán)境保護等，根據韓國頒布的《HS進出口通關便覽》，韓國幾乎把所有的農產品都置于各種質量安全和檢疫檢驗法規(guī)的保護之下，有些農產品甚至需要同時符合4－5項法律法規(guī)的嚴格要求。韓國和美國、歐盟以及日本一樣，對中國農產品出口事實上實施最為嚴格的TBT。在2000－2014年期間，韓國對農食產品行業(yè)進行的TBT－

10、SPS通報共計621次。根據韓國農林部國立獸醫(yī)科學檢疫院和韓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發(fā)布的通告，2010、2011、2012和2013年中國農食產品出口韓國受阻分別為487、366、378和396批次，2014前三季度受阻數量達到467批次。2009－2014年期間，韓國扣留中國農食產品分別為701、807、574、447、431和442批次。韓國對中國農產品實施嚴格的TBT措施，必然會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產生抑制作用。與其他影響農產品出口的因素相比，TBT的抑制作用是否顯著?筆者基于修正的貿易引力模型進行實證檢驗。 三、模型與數據 (一)貿易引力模型對雙邊貿易量進行實證研究主要是基于貿易引力

11、模型。運用貿易引力模型研究雙邊貿易量始于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他們認為兩國的貿易流量規(guī)模取決于各自的經濟規(guī)模和兩國之間的距離。以兩國各自的GD表示經濟規(guī)模，該模型方程可以表示為。中國農產品出口正遭遇越來越多的TBT，TBT的設置必然會影響雙邊貿易流量，貿易引力模型是分析TBT對雙邊貿易量影響的主流方法。本文擬采用時間序列數據研究雙邊貿易流量，而兩國之間的距離為一常數。貿易引力模型的本質是說明雙邊貿易流量是“吸引力”和“排斥力”來決定的，而距離屬于“排斥力”方面的因素，反映了兩地之間的運輸成本。對距離可以采取兩種方法處理:(1)對兩國各主要港口距離進行加

12、權平均，并以每個時期各港口的相關產品流量作為權重。(2)兩國海運航線運價指數。這可以反映兩國各個時期運輸成本的高低。這兩種方法都可以將距離替代為一個時間序列變量，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采用第二種方法。 (二)計量模型［11］與數據根據(1)式，基本的貿易引力模型一般采用對數形式: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韓國TBT設置對中國農產品出口韓國貿易量的影響，在(2)式的基礎上引入出口國和進口國人均GDP、TBT設置程度、進口國貿易依存度等變量，并以運輸成本變量替代距離變量④，得到修正的貿易引力模型:被解釋變量為中國對韓國出口農產品的貿易流量，數據來自聯(lián)合國UNCOMTＲADE數據庫(http://

13、comtrade.un.org)。中國和韓國的經濟規(guī)模以兩國GDP來表示，中國和韓國在農產品生產技術、產出效率、綠色農業(yè)技術水平等方面存在明顯的技術差距，而且中國經濟發(fā)展水平明顯落后于韓國，因此將人均GDP變量引入模型以反映這種差距。兩國GDP、人均GDP數據來自世界銀行WDI數據庫(http://data．worldbank．org．cn)。運輸成本這一變量主要反映從中國到韓國的海運成本，數據由中國航運網(www．Chineseshipping．com．cn)和上海航運交易所網站(www．sse．net．cn)提供的韓國航線運價指數整理得出。TBT的實施形式多樣，涉及不同的行業(yè)和部門，表現(xiàn)出

14、來的經濟效應更是復雜。正如Deardorff和Stern(1998)所言:“技術性貿易壁壘是最難量化的非關稅壁壘之一”。因此，TBT設置程度這一變量的量化方法在TBT實證研究中既是重點也是難點。目前對于TBT的量化主要有以下幾種方法:第一，直接使用法規(guī)和標準數量作為量化標準。此方法不適用于包括不同行業(yè)或部門、不同大類產品的大范圍產品的衡量。第二，采用標準水平本身數據進行衡量，通常采用最大殘余水平(MＲL)來表示農食產品安全標準的嚴格程度。第三，采用頻數比率和進口覆蓋率，頻數比率是指進口國特定部門受到TBT影響的比例，進口覆蓋率則是以進口額為權重的頻數比率。該方法適用于大范圍產品貿易的研究，但是

15、需要的數據信息覆蓋面廣，計算工作量大。第四，關稅等價法，即將TBT對貿易流量的影響轉化為對等的關稅效應來衡量。該方法適用于相對標準化的同質性產品，但不能區(qū)分出TBT的具體類型，并且需要大量的價格數據信息。本文研究的行業(yè)部門是農產品，綜合數據的可獲得性、實踐操作的可行性，采取第一種量化方法，以韓國向世界貿易組織提交的TBT和SPS通報數量之和來衡量。其數據來源于中國技術性貿易措施網(http://www.tbt－)公布的TBT和SPS通報數據，其中TBT通報數量包括農業(yè)和食品技術兩項通報。進口國貿易依存度主要反映進口國對貿易的依賴程度。根據研究的目的，該變量的引入是用來反映韓國農產品進口對中國的

16、依賴程度，中國作為韓國農產品進口的主要來源國之一，在韓國農產品市場上占有重要地位。該變量以中國出口韓國的農產品與韓國進口農產品總額的比值來表示，數據根據聯(lián)合國UNCOMTＲADE數據庫提供的數據計算得到。 (三)估計方法與結果分析本研究采用2002－2014年季度數據，為避免偽回歸現(xiàn)象，先對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采用ADF檢驗法。首先進行普通OLS回歸，結果匯報見表4。修正值為0.915，F(xiàn)值為178.657，模型的擬合優(yōu)度和總體線性關系具有較強的顯著性。t0.05(30)=1.697，變量LnYi(中國GDP)不能通過10%顯著性水平下的t檢驗，不具有顯著性。其他變量均能通過顯著性水平為

17、95%的t檢驗，具有顯著性。剔除解釋變量LnYi后進行回歸，得到AIC、SC值分別為2.774、2.895，明顯變小，同時從經濟關系考慮，變量GDPI表示出口國農產品的供給能力，現(xiàn)在已不是影響農產品出口額的關鍵變量，所以從模型中剔除變量LnYi。此外，DW值為0.511，遠小于2，查DW檢驗上下界表可以判斷模型存在一階序列正相關性。修正的值為0.968，模型整體擬合優(yōu)度有所提高。DW值為1.901，接近2，表明已消除模型的序列相關性。在95%的顯著性水平上，所有解釋變量均通過檢驗。與OLS方法相比，GMM方法更適用于模型系數的估計。從回歸結果看，模型運行基本正常，參數估計結果與預期基本吻合。(

18、1)變量LnYj、LnGi、LnBij、LnPij、LnOij的估計系數符合預期。變量LnGj的估計系數為負，與預期不符合。韓國人均GDP與中國農產品對韓國出口額呈反方向變化，原因在于韓國人均GDP已經處于一個比較高的水平，隨著人均GDP的進一步提高，韓國消費者對所消費農產品的品質要求在不斷提升，更傾向于消費品質更好的農產品。中國作為發(fā)展中國家，農產品生產技術水平與韓國相比存在明顯差距，并且技術水平的進步速度落后于韓國消費者品質要求的提升速度。因此，二者出現(xiàn)反方向變化關系。(2)變量LnBij的估計系數為－6.219，說明韓國TBT實施情況對中國農產品對韓國出口流量存在顯著的負作用。韓國TBT

19、設置越是嚴格，中國農產品出口韓國的流量就越小。在所有解釋變量中，韓國TBT設置情況是最為重要的變量，其系數最大。這一點也驗證了近十年來韓國對中國農產品采取的極為嚴格的TBT具有明顯的貿易保護性質，并且實質上也取得了相當的效果。(3)從變量LnYj、LnPij、LnOij的估計系數可以看出，韓國GDP、中國人均GDP、運輸成本和中國對韓國出口農產品在韓國進口農產品總量中所占比重都對中國對韓國農產品出口流量產生顯著的影響。運輸成本與貿易流量呈反方向變化，運輸成本越高，貿易流量越小。韓國經濟總量的提升對中國農產品對韓國出口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中國對韓國出口農產品占韓國進口農產品總量的比重對中國對韓國

20、農產品出口流量的影響較小，估計系數1.663。韓國農產品進口的第一來源地是美國，近幾年來，韓國農產品進口對美國的依賴程度逐漸加強，特別是自2012年韓美FTA生效后，韓國農產品進口對中國的依賴程度明顯減弱。(4)變量LnYi從模型中被剔除說明中國的經濟總量對于中國對韓國農產品出口流量不存在明顯的影響，而變量LnGi的估計系數僅為0.138，表明中國人均GDP的提升雖然會促進中國對韓國農產品出口，但作用不大。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旨在研究韓國實施TBT對于中國向韓國出口農產品的影響，通過對TBT進行量化，將韓國TBT實施程度、中國和韓國的GDP、人均GDP、韓國農產品依存度和運輸

21、成本等變量引入貿易引力模型，實證研究了韓國實施TBT對于中國對韓國農產品出口規(guī)模的影響。研究得出以下結論:第一，韓國TBT實施顯著影響中國對韓國農產品出口流量，并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韓國對中國采取的極其嚴格的技術性貿易措施已經超越其合理界限，具有明顯的貿易保護性質，并且已經給中國農產品對韓國出口造成實質性的影響。第二，中國到韓國的海運成本、韓國人均GDP與中國對韓國農產品出口流量負相關，中國對韓國農產品出口占韓國農產品進口總額之比、韓國經濟總量、中國人均GDP與中國對韓國農產品出口正相關。第三，中國農產品生產技術水平明顯落后于韓國，技術進步速度滯后于韓國消費者對農產品品質要求的提升速度。在中國

22、和韓國農產品貿易TBT實施方面，中國整體上處于劣勢地位。現(xiàn)階段中國應遵循兩個措施取向:其一，積極進行農產品生產技術創(chuàng)新，提高技術水平，完善農產品質量認證體系和檢驗檢疫體系，提升出口農產品的內在品質。韓國TBT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的短期效應明顯，農產品生產技術和質量提升是促使短期效應向中長期效應轉化的重要途徑;其二，積極收集世界各國特別是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的TBT相關資料，認真研究技術先進國家和地區(qū)的法規(guī)和標準體系，以準確判斷TBT實施的動機和區(qū)分其合理部分與歧視成分。當農產品貿易爭端出現(xiàn)時，積極采取應對措施，有針對性地將TBT中的歧視性措施部分訴諸WTO/TBT－SPS爭端解決機制，維護中國農產品出口企業(yè)的合法權益。 本文研究中國對韓國農產品出口遭遇韓國TBT的影響，將農產品作為一個整體而沒有對農產品的種類構成展開后進行分析。農產品包括的種類繁多，中國對韓國出口的農產品幾乎涉及HS編碼1－24章的所有種類，各類農產品所占比例差異很大，因而遭受TBT的影響程度也有所不同;在計量研究中，TBT設置情況主要采用TBT－SPS通報次數來衡量，而不同的TBT或SPS對農產品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次TBT或SPS通報，對不同種類農產品影響也不相同。韓國TBT對中國出口農產品具體種類的影響以及TBT設置情況的量化問題需要進一步展開研究。